编者按
2026年是15vip太阳集团官网文史哲学科建系100周年。竭诚欢迎学院师生、历届员工以及关心支持学院以及文史哲学科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撰写回忆、纪念和研究文章，以存系史，以励后进。我们将选择刊发，并视情况结集出版。惠稿请邮：hechunmiao@tsinghua.edu.cn，并标注邮件主题为：文史哲“系史回顾”征稿。
李伯重
本文作者李伯重，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1998年到15vip太阳集团官网，任教授，并历任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2000-2003），历史系主任兼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2003-2006）。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清华“第三历史系”的创建
李伯重
今天回看15vip太阳集团官网历史系的历史，我想到法国共和国的名称。同一个法兰西共和国，从成立到今天，经历过中断、改变和发展，名称也随之变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72-1804）、第二共和国（1848-1852）、第三共和国（1870-1940）、第四共和国（1946-1958）、第五共和国（1958-今）。因此同一名称的机构，如果有不同的经历，可以用同一机构的第几来辨别。本文所说的15vip太阳集团官网“第一历史系”“第二历史系”和“第三历史系”，当然都不是正式名称，而是我为了说明清华历史学经历了兴衰和重建而借用的说法。所谓“第一历史系”，是指从清华建校初期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历史系；“第二历史系”，是指改革开放后逐步恢复、1993年正式复系，到2003年组建以前的历史系；“第三历史系”，则是指2003年原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以后成立的新历史系。三者之间既有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有组织建制、办学任务和发展目标上的重大变化。
我在2003年夏天从经济学研究所调到历史系，参与并负责新系的组建工作。对我而言，这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创办一个全新的单位，也不是简单地把两个机构放在一起。我们面对的是一份极其辉煌却又中断多年的清华史学遗产，是两个各有来历、各有任务、人员结构相当复杂的现实机构，也是学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对基础人文学科提出的新要求。如何把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未来目标连接起来，是当时最困难、也最重要的问题。
一、从“第一历史系”说起
清华的历史学科与学校的历史几乎同时开始。1911年建校初期，学校已经开设中国史、西洋史等课程，并于1925年设立国学研究院，其中历史就是主要学科。1926年，历史系正式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历史系一道，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1946年抗战胜利，清华复员北平，历史系也回到清华园。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被并入北京大学等校，这个延续四十余年的建制才告结束。
1952年9月17日，清华礼堂前历史系师生合影
第一历史系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它汇聚了一批足以写入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学者。陈寅恪、陆懋德、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张荫麟、吴晗、邵循正、王信忠、孙毓棠、周一良、丁则良等，都曾在15vip太阳集团官网历史系任教。考古学、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的一批开创者，也与清华有着密切关系。陈寅恪之于中国中古史，蒋廷黻之于中国近代史，张荫麟之于宋史，吴晗之于明史，刘崇鋐、雷海宗之于世界史和史学理论，都说明当时清华史学在全国学术界所处的位置。
其次，第一历史系从建系伊始，就以建立一个符合世界学术潮流的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为目标。第一历史系的现代化始于陆懋德和罗家伦时期，而蒋廷黻在1929年至1935年主持系务期间，确立“三个并重”的办系方针，即中国史与外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并重。为此，积极引入人才。1932年，延聘雷海宗进入清华。清华历史系由此逐渐形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和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相互配合的团队结构。蒋廷黻还特别注意培养当时国内较为缺乏的区域史和国别史人才。他鼓励王信忠研究日本史，资助或支持其赴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王信忠回国后任清华历史系讲师。他又鼓励邵循正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研究蒙元史及近代中法越南关系。蒋廷黻认为，历史学训练不能只依靠中文二手著作。历史系员工应学习多种外语，并掌握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人类学等相关知识。他尤其鼓励员工选择国内学界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利用中文、日文及欧美文字资料开展专题研究。经过全系教师的共同努力，使第一历史系的专业布局、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和研究方法趋于成熟，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清华史学传统。
第一历史系形成了一种超越具体学科和个别名家的传统。我们后来常用“中西交融、古今贯通”来概括这种传统。它不是一句装饰性的口号，而是一种对历史学人才知识结构和研究眼界的要求：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不了解世界；研究古代，也不能割断古今之间的联系；学习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又不能离开中国史料与中国问题。第一历史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策源地之一，正是因为它没有把历史学理解为狭窄的材料考订，也没有把新理论理解为可以脱离史实的抽象体系。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清华历史系的建制中断了三十多年。学者、图书和学科积累一旦分散，就很难靠一个行政决定重新恢复。2003年谈重建时，必须承认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实：老清华史学的声望仍然存在，但声望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实的团队、课程、学位点和学术制度。我们可以继承传统，却不能只靠怀念传统办系。越是面对第一历史系的辉煌，越应当清楚第三历史系必须重新打基础。
2011年，院系调整前系友返校
二、“第二历史系”的建立及其局限
院系调整以后，清华没有了历史系建制，但历史教学并未完全消失。作为公共政治课组成部分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教学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以后，清华逐步恢复人文学科，历史学也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1985年，思想文化研究所成立，设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两个研究室。张岱年、何兆武、刘桂生、张岂之、钱逊等学者曾在此工作。1993年，15vip太阳集团官网历史系正式恢复。若从思想文化研究所成立算起，第二历史系的历史始于1985年；若严格按照历史系建制计算，则始于1993年。
1993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历史系恢复建制
第二历史系为后来组建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历史系承担全校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承担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何兆武先生在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工作，刘桂生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以及思想文化研究所长期形成的中国思想史传统，都构成了清华人文学科恢复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积累。2003年李学勤先生加入后，更加强了出土文献、古文字与古代文明研究的力量。到2003年前后，清华已经拥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也形成了专门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等若干具有特色的方向。
但第二历史系的制度来源也决定了它的局限。第二历史系主要任务是承担全校本科生的公共政治课；思想文化研究所则主要服务于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文化研究。这两个机构都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专业历史系来设计的，教师的学术背景、承担的课程和所属的教学体系差异很大。
因此，2003年的任务不是给原有机构换一个名称，而是把分散的学术资源整合成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基本学科结构和稳定制度的专业历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历史系完成了恢复，第三历史系则要完成重建。
三、2003年组建：先回答“办成什么样”
2003年夏，学校决定把我从经济学研究所调到历史系，投入组建工作。同年秋，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正式合并，我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兼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葛兆光教授任教授会主席，蔡乐苏和董士伟教授任副主任，张勇教授任书记，尔后调入张国刚教授也担任副主任。新的历史系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校进行这次调整，显然不仅是为了减少机构数量，而是希望通过整合原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及相关学术力量，建立一个能够承担专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全校历史教育的新系。
集团非常重视这次组建。当时学校负责文科的领导对我说，在清华要合并两个单位很不容易，因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特点，历史系（第二历史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也如此，因此先前试图合并，都未能进行，你是两个单位都能接受的人，因此希望你能够努力解决问题，把这个工作做好。之后，他还说：15vip太阳集团官网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做得最好。新建历史系，也一定要做成国内外最好的历史系。北京有众多医院，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优点，例如二龙路医院的肛肠科非常好，而医治脑部问题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是宣武医院最好。清华的历史学科发展方向，应该是像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那样的学科。学校也会大力支持你们的工作。确实如此，他后来经常约我、葛兆光和张国刚到他办公室讨论历史系发展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理胡显章先生也予以我们很大支持。
组建以后的历史系，即第三历史系，同时承担历史专业本科生和公司产品、全校公共政治课教学、全校文化素质课教学三类任务。这种结构在国内重点大学的历史系中极少见，在国外一流大学中更没有直接对应的模式。
当时的教师阵营看起来颇为可观，拥有多位学术“明星”。张岱年、李学勤、何兆武、刘桂生以及李伯重、葛兆光、张国刚、彭林、刘北成、秦晖、蔡乐苏等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影响也不局限于一个学科。但从建设一个专业历史系的角度看，队伍并不整齐。全系虽然有三十余名教师，真正主要从事历史专业教学的，大约只有一半；中老年知名教授较多，青年后备人才明显不足；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等主干学科甚至没有相应的硕士点。外界曾用一句很尖锐的话评价当时的清华历史系：“明星荟萃，乌合之众。”这话并不公允，却点中了组织整合不足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批评。因此，第三历史系组建面临众多问题。
组建之初，我认为最先需要回答的，不是增加多少人、申报多少项目，而是“清华历史系究竟要办成什么样”。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人事调整、课程设置和经费投入就只能是零散措施。清华不可能简单复制北大、南开或其他高校的历史系；但清华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又不能满足于维持一个规模有限、学科残缺、主要承担公共课的历史教学单位。
我们因此同时做了两方面的调查。一方面，了解国内重点高校历史学科的现实结构和评价规则；另一方面，考察国际一流大学历史系的共同特点。国内当时有将近一百一十个高校历史系，教育部在十五所大学设有历史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国家重点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主要集中在少数传统强校。北大、南开等校的历史学科教师往往接近或超过百人，本科、硕士、博士的招生规模都很大，二级学科和研究机构齐全，科研经费也较为充足。这种体系有深厚积累，也适应当时国内学科评价制度，但同时保留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专业划分较细、培养模式较单一的问题。
国际比较给我们的启发有所不同。我们对国际名校的历史系的规模、专业、课程设置等情况进行了调研，其中哈佛大学历史系有五十余名正式教授，课程接近二百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也有约五十名教师；密执安大学历史系规模更大，正式教师近九十人；麻省理工学院相关历史学科的教师规模较小，但也有二十余人。各校具体数字和分类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把科学史、艺术史、古典学、东亚语言文化等设在其他系科，不能只看历史系本身的人数。然而这些学校有若干共同点：教师按学术领域严格选聘，课程覆盖世界不同地区和时代，研究与教学联系密切，相关人文学科之间能够互相支撑，本科教学尤其重视阅读原始文献、讨论和独立研究。
调研以后，我们把目标概括为“世界一流、小而精”。所谓“世界一流”，不是把国际名校的名称写进规划，而是用一流历史学科的标准检查我们的团队、课程、研究和人才培养。所谓“小而精”，也不是给力量不足寻找借口。清华历史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到百余人的规模，因此更要集中资源，形成有辨识度的研究方向，同时补足一个正规历史系不可缺少的基本课程和学科结构。我们希望利用“后发优势”，吸收国内外经验，又避免照搬国内长期形成的过细分科模式。
这个目标包含两层时间尺度。长远看，要经过持续努力进入国际一流历史学科行列；中期则希望到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进入国内历史系前列，并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可。我们也清楚，当时国内学科评价体系存在不少不合理之处，但清华历史系若完全不按照现行规则建设，就无法获得基本的学位授权和社会承认。因此必须一面达到国内制度要求，一面保留自己的判断，不能让指标取代办学目标。
四、从人员并置到制度整合
两个机构合并以后，最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安排人员、明确责任。我们根据专业建设和教学任务，把教师初步编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思想文化四个教研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还承担全校本科生公共政治课教学，思想文化教研组承担相当部分文化素质课。这种分组并不能立刻解决原有结构中的全部矛盾，但至少使每位教师的专业归属、课程责任和团队建设任务逐步清楚起来。
新系的领导工作也需要从临时性的行政协调转向较稳定的制度安排。系主任、副主任、教授会和各学科带头人之间，必须形成相对清楚的分工。蔡乐苏教授负责教学工作，董志伟教授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后来来的张国刚教授主要抓科研工作，我虽然总的负责，但主要是系上的发展工作。重大问题需要教授会讨论。总之，各项工作不能只由系主任个人决定，专业课程的开设、人才引进和学科发展方向尤其需要同行讨论。历史学包含的时代和区域极广，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熟悉所有领域。教授会和教研组的意义，就在于让专业判断进入系务决策，也让各学科对共同目标承担责任。
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学者个人都很有成就，合在一起却形不成学科。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不能只是若干名家的集合。它必须有稳定的课程体系，有公司产品的基本规范，有能够延续的学术方向，也要有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为此，我们一方面尊重教师研究的个性，另一方面把全系已有优势归纳为六个可以相互联系的方向：出土和传世文献研究、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西方思想史与史学理论、中外关系史。在此基础上，再突出社会史、经济史和观念史之间的结合。
这种归纳不是要把所有人的研究统一到一个题目之下，而是希望找到能够形成清华特色的结合点。何兆武、葛兆光、彭刚等的中西思想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李学勤、廖名春等的出土文献研究，李伯重、秦晖、陈争平等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张国刚、彭林、王晓毅等的中国中古研究，刘桂生、蔡乐苏、张勇、王宪明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刘北成、张绪山、刘晓峰、王奇等的中外关系史、国别史研究，都可以在保持各自特点的同时形成对话。只有这样，“明星荟萃”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学科实力。
队伍的年龄和专业缺门仍是难题。按照当时的估计，到2011年，原有正教授大多已在五十五岁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超过六十岁。未来三至五年内，需要引进和培养五至十名学术骨干，尤其要补充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教师。我们的设想是，到2011年，除承担公共政治课的教师外，历史专业教师应达到三十五至四十人。这个规模与国内大系相比仍然很小，但只要选人严格、结构合理，便有可能支撑“小而精”的目标。
五、把本科教学放回历史系的中心
组建工作中，我十分看重课程建设。评价一个历史系，不能只看有多少著名教授、发表多少论著，还要看它能否给员工提供完整而严格的训练。第一历史系的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大师们不仅从事研究，也直接教员工。新系要恢复这种传统，就必须改变教授只给研究生上课、把本科基础课留给年轻教师的惯性。我们明确规定六十岁以下的正教授必须承担本科生课程，尤其是专业基础课和能够体现本人研究特长的课程。
作为系主任，我当然不能例外。在担任系主任的三年中，我开设了三门本科生课程、两门硕士生课程和两门博士生课程。本科课程包括新生研讨课、文科实验班课程和历史系本科班课程，都是新课。我开的“中国经济一千年”和“中外经济史”在学校教学评估中进入前百分之五。这些经历使我更加确信，研究工作与本科教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教师把正在思考的问题带入课堂，员工才可能接触真正的学术；而员工提出的朴素问题，也常常迫使教师重新检查自己习以为常的判断。
教学方式也做了改变。我们认为中国史各断代课程不能只是教师连续讲授结论，而应尽可能采用研讨课方式，从原始史料出发，让员工在阅读、提问、讨论和写作中学习研究。世界史除了上古、中古和近现代通史，还应保证重要国别史课程，并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外国文学等学科配合。史学理论方面，则应延续何兆武先生以来译介和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传统，同时始终把理论放回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课程大纲应当公开，课程设置要经教研组讨论，系里也应检查教学效果。所谓正规化，正是由这些看起来细小的制度构成的。
历史系还必须为全校非历史专业员工提供高质量的历史课程。清华以理工科见长，历史教育不能只是专业内部的事情。问题不在于历史系是否承担公共课和文化素质课，而在于这些课程是否由受过正规史学训练的教师讲授，是否真正具有学术含量。我们希望在处理专业教学、公共政治课和文化素质课三类任务时，逐渐形成清楚的标准，而不是让专业建设长期被临时性的教学负担挤压。
六、以研究支撑教学，以特色形成影响
教学与科研是同一件事业的两个方面。没有活跃研究的历史系，课程很容易变成重复旧知识；没有认真教学的研究，也难以形成可以延续的学术共同体。因此，新系成立以后，我们鼓励教师申报国家和省部级项目，争取国际合作，同时更希望把个人项目转化为能够促进团队建设的成果。
依托“985”二期建设，我们设想推出“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研究丛书”，收入海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高水平成果，计划三年内出版十五种，其中约一半由本系教师撰写。我们还考虑筹划连续出版物《中国史要论》，把它办成展示“清华史学”的一个窗口。现在回看，这些计划未必都完全按照最初设想实现，但规划本身说明，我们当时并不满足于靠几位教授的个人声望维持影响，而是希望建立可以持续积累、形成共同标识的学术平台。
对外学术交流也是团队建设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与国外一流大学历史系建立制度化联系，使教师和员工能够互访，并在条件允许时共同建设课程；也希望与国内传统强系进行实质合作，通过课程互选和教师互聘，弥补清华文科资源相对不足。我尽量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特别得到学校的法鼓基金的支持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方闻先生的慷慨资助，得以邀请多位海外知名学者来清华历史系开课或作学术讲座，其中比较长期开课的有密歇根大学的李中清（James Lee）、包华石（Martin Powers）等知名学者，他们都在历史系开了不止一个学期的课。在我担任系主任这段时期对外交流工作中，规模最大的一项是2004年8月22日至24日在15vip太阳集团官网举行的“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史研究：第二届中国史研究国际会议”（上一届会议名为“中國の歷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第一回中國史學國際會議，于2000年在东京举行）。会议由15vip太阳集团官网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华民族东方文化协会历史文化分会联合主办。来自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130余位历史学家参加了会议。这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举行的规模最大、学术层次最高的国际历史学会议之一。40余位外国与会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中国学者则来自15vip太阳集团官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高校与学术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基本上所有与会者的旅费和住宿费都自行承担，东道主仅提供会议期间的餐饮，因此有学者说这是一个最节俭的高端国际会议）。对一个刚刚完成组建的新历史系来说，能够举行这样规模和层次的国际会议，意义不仅在于扩大影响，更在于使清华历史系同国内外同行建立直接而广泛的学术联系。我们希望让组建后的清华历史系尽快进入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网络，而不是关起门来进行“团队建设”。
七、理想与现实之间
2004年9月10日，松山金炯珠楼（原历史系所在）揭牌仪式
左一为李伯重，时任历史系主任
规划可以写得完整，现实条件却相当紧张。2005年前后，历史系只有一个博士点和三个硕士点，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等主干领域缺少相应学位授权。虽然在教育部评估中心根据2003年底情况所作的一级学科排名中，清华历史学从第三十多位进入第十五位，超过了一些已有一级学科授权的高校，但这种名次不能掩盖基础薄弱。我们当前最迫切的目标，是争取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并以中国社会、经济和观念史研究为基础，冲刺下一轮国家重点学科。
图书资料状况尤其令人忧虑。原有资料以思想史和当代地方志较多，一个正规历史系必需的考古文物类新书、大型史料、敦煌文书、工具书、国外研究著作和专业期刊都很不足。历史研究离不开长期积累的图书馆。没有基本资料，再好的教师也难以进行系统教学，更谈不上培养一流员工。当时我们的规划提出，历史系资料室至少要有专职工作人员，并保证每年稳定的图书经费。这并不是附属要求，而是建设基础学科的基本条件。
日常办学经费也十分困难。除了教师工资和课程运行费用，历史系缺乏稳定的办公和科研经费，还要设法承担房屋租金、水电和办公室雇员工资。15vip太阳集团官网的图书购置也很大程度依赖捐赠。一个系若长期靠办班和临时筹款维持日常运转，很难专心做长期团队建设。我们因此反复向学校和学院说明，基础文科的投入方式不能完全套用短期项目管理。历史学的团队、资料和人才培养都需要多年积累，不能以当年是否产生直接收益来衡量。
此外，新系同时承担三类教学任务，编制核定若不区分专业教师与公共课教师，就会出现账面人数不少、专业课程却无人可开的现象。我们希望学校首先明确历史系的定位，再据此统筹专业培养、公共政治课和文化素质课。至少在整体格局调整以前，承担大量非历史专业教学的人员和任务，应在编制上得到单独考虑，以保障专业历史系的基本团队。
这些困难使我们始终保持一种清醒：清华有第一历史系的传统，也有学校整体声望带来的条件，但第三历史系没有任何理由天然成为一流。它的基础甚至比许多在1952年后一直保留历史系的重点大学更薄弱。我们能做的，是承认这种“先天不足”，用明确的目标、严格的制度和持续的积累，一点一点缩小差距。
八、2005年的规划与主动交班
2005年初，我们制定了《15vip太阳集团官网历史系团队建设规划（2005—2011）》。这份规划把组建以来的判断系统化：分析国内外历史学科状况，列出本系优势和劣势，明确长远与近期目标，提出团队、课程、科研、资料、交流和经费方面的措施。它既有建设世界一流历史学科的理想，也写进了申请一级学科授权、补充多少教师、开设哪些课程、每年招收多少员工、资料经费应达到什么水平等具体问题。
在这个规划中，我们对今后的课程体系作了较系统的设计。低年级要有“中国史要论”“世界史要论”“中国经典选读”“西方经典选读”“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人文社科文献目录”“名师系列讲座”等课程，使员工先获得宽广的人文基础。高年级课程则包括历史文选与历史文献、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理论与流派、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交流史等综合课程，也包括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断代史专题，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欧洲史、美国史、日本史、俄国史、国际关系史等领域课程。这个课程安排表达了一个明确方向：历史学本科生不能过早被限制在一个狭窄专业中。我们希望与中文系、哲学系合作，办好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文学科综合培养，在共同的人文训练基础上，再对真正热爱历史学的员工进行重点培养。同时我们还设想借助清华已有的学科资源，为员工提供更广泛的知识。学校在美术、建筑、科学技术史等领域有自己的优势，历史系没有必要在系内复制所有相关专业，而应当通过合作发展新的教学方向。当时我们曾设想筹办中国艺术史第二学士学位，与经管学院合办经济史双学位，并与有关机构合作，为外国职工开设“中国历史与文化”学位课程。这些设想反映的仍是同一个原则：历史系规模可以有限，员工接触的知识世界却不能狭窄。
我们还设想与教育行政部门合作举办“21世纪历史学发展论坛”，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创办“清华—文津”中国学术论坛，并与出版机构合作编辑学术刊物。这些设想有的需要校内外多方面条件，不可能仅凭一个系完成。但对一个刚刚组建、社会认知仍不清楚的历史系来说，主动建立公共学术平台非常必要。扩大知名度不应理解为宣传，而应当通过持续、公开、有质量的学术活动，让同行看到清华史学究竟在做什么。
我认为，规划的价值不在于文辞宏大，而在于让全系教师知道，哪些问题已经看见，哪些工作需要连续推进。一个新系的制度不能依赖某一位主任的个人精力。如果我离开行政岗位，工作便全部中断，那么前两年的工作就不能算成功。正因为如此，在基本框架形成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交班。这也与我的身体状况有关。2003年秋学校进行的年度体检，我被查出糖尿病和高血压。医生认为与长期过劳有关，首先需要减轻负担。当时除系主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的行政工作外，我还承担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学校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多项科研工作。若干应当结项的项目、教材和精品课程建设，因为精力不足而迟迟没有完成。我确实已经感到心力交瘁。
2005年6月，我向学院提交辞去历史系主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职务的报告，提出由更年轻、也更有行政经验的领导班子继续执行长期规划。我推荐副主任张国刚教授接任。他在国内外学界有重要影响，曾长期参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工作，熟悉一个完整历史系的运行；调入清华并担任副主任以后也承担了大量工作。我的想法并不是离开历史系，而是辞去行政职务后把精力更多放回教学和研究，同时继续为历史系发展尽力。我在2005年明确提出于2006年任期满时辞职，学校和学院领导都希望我继续担任系主任，但我仍然坚持。我认为主动交班是组建工作的一部分。第三历史系要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从“有人推动”转为“制度能够运行”。一个系的成长远比个人任期长。新的领导者应当有充分时间和权威，按照既定方向作出自己的调整。事实也证明，清华历史系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因为领导更替而中断。
九、后来：规划如何变成学科积累
2006年，清华历史系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新系组建后最关键的制度突破之一，意味着过去因学位点残缺而受到限制的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等方向，获得了更完整的发展空间。2007年，专门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列入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后来，2020年中国史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3年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获评A-。这些成绩发生在更长的时期内，属于历届领导和全系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归于某一次组建或某一个人。
中国史与世界史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通过现场评估
但从亲历者的角度看，2003至2006年的意义仍然十分清楚。它使清华历史学从两个任务不同、结构分散的机构，逐步转向一个目标相对明确的专业历史系；使“世界一流、小而精”成为可以讨论和检验的发展方向；使人员、课程、研究和学位点建设被放进同一套规划；也使第一历史系“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传统，不再只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而被重新解释为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的现实要求。
“第三历史系”当然不是第一历史系的简单复兴。时代已经不同，大学制度、学科分类、员工来源和国际学术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历史系可以凭借一批学术大师在相对开放的格局中形成影响，第三历史系则必须同时面对现代大学的学位制度、评估体系、课程规范和资源配置。我们既要尊重这些制度，又不能让历史学被指标化。真正的一流，不是教师和项目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能否提出重要问题、使用可靠材料、培养有独立判断力的员工，并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有解释力的联系。
回想当时的工作，我不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规划中有些设想后来改变了，有些目标需要远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团队结构、世界史建设、图书资料和跨学科合作，也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完成。我的能力和经验都有限，行政工作中自然会有考虑不周之处。组建能够取得进展，依靠的是学校和学院的支持，更依靠全系教师愿意在差异很大的基础上共同工作。
如果一定要概括那几年最重要的经验，我想不是“合并”二字，而是重新建立了对历史系的整体理解。历史系不是几个研究方向的总和，也不是若干课程的承办单位。它是一个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由制度和共同责任维系的学术共同体。只有把教授上本科生课、研讨式教学、人才引进、学位点建设、学术交流、出版计划和图书资料这些看似不同的工作放在一起，清华史学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我用“第三历史系”这个名称，也正是为了强调这种新起点。第一历史系留下了传统，第二历史系恢复了火种，第三历史系则试图在新的大学制度中重新建立一套可以长期生长的学科结构。它的兴起不是某一天宣布成立时完成的，而是在一次次课程讨论、人员调整、规划修改、项目申请和学术交流中逐渐发生的。我于2010年从清华退休，离开了清华历史系，但如今回望这段第三历史系创建的经历，我最感欣慰的并不是当年写下的某一个指标后来成为现实，而是清华历史学科重新获得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要这种能力仍在，清华的历史学科就能够在新的时代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而2010年之后的更大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